蓄势待发，再立潮头。武汉，迎来城市发展地位上升、定位拓展、机遇叠加的黄金发展期。武汉广播电视台推出《“全能型”城市解码》全媒体专栏，一起探寻、见证大城崛起之路。今天推出第九篇。

截至2026年6月，长江存储、长飞光纤、华工科技、光迅科技、烽火通信、高德红外、中信科移动七家企业市值与估值合计已突破万亿，其中四家市值过千亿。在此之前，“光谷七星”已经成为中国硬科技版图上的一个新名词。

七家企业覆盖光纤光缆、光模块、光芯片、存储芯片、红外传感、6G通信，构成光电子全产业链。一个中部城市捧出万亿硬科技集群，这个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洋彼岸的硅谷——也是一批科技公司，改写了一个国家乃至世界的创新版图。

三十年，从“追光”到“发光”

1939年，斯坦福大学校友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帕洛阿尔托一间车库里，用538美元创立了惠普。后来，那间车库也被看成是硅谷的诞生地。

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充满了人们想象中创业该有的传奇与浪漫元素。但硅谷真正的秘密，不在车库，而是车库背后的斯坦福大学。

20世纪中期，斯坦福工程学院教授弗雷德里克·特曼鼓励学生留在当地创业，而不是毕业后前往东部大公司。不仅如此，他还推动斯坦福大学在校园周边建立世界上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斯坦福工业园，允许科技公司在校园空地建厂，条件是优先招录斯坦福学生。仙童半导体、英特尔、AMD相继在此落地。

1953年，斯坦福工业园鸟瞰图

这一步改变了大学与创新的关系。

此后的斯坦福大学，不仅成为顶级学术的殿堂、顶级人才的摇篮，还成为美国产业创新的源头。围绕斯坦福大学，英特尔、苹果、谷歌、英伟达、Meta、特斯拉等公司接连涌现，以硅谷为起点，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革命的浪潮一次次席卷全球。

美国学者亨利·埃茨科维茨和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提出过一个“三螺旋理论”，用来解释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创新关系。按照这一理论，现代创新不再只是企业内部研发，也不只是大学单向输出知识，而是大学、产业、政府三方不断交叉、重组、共生。

硅谷之所以成为硅谷，正是因为它较早形成了这种关系——大学培养人才，企业承接技术，资本放大价值，园区提供创新土壤。这个循环跑了半个多世纪，跑出一片世界级创新高地，让硅谷成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代名词。

硅谷的成功，启发了同样是大学之城的武汉。1988年，武汉设立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对标硅谷，打造“光谷”。2012年前后，武汉市赴硅谷学习取经，并邀请硅谷地区11位市长组团到访武汉，双方发布《双谷宣言》，提出“双城双谷”构想，意在推动交流，借鉴硅谷经验，加快建设“世界光谷”。

经过30多年奋力“追光”，今天的武汉，形成了“一城三廊多带”的创新格局，构建了光谷、车谷、网谷、星谷、药谷“五谷丰登”的产业格局，实现了从“钢的城”向“硅的城”的蝶变。其中，光谷在光电子信息产业独树一帜，享誉全球。

一片“大学森林”，一座产业重镇

要说武汉从硅谷学到了什么，如果从企业的创业基因来看，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和硅谷的很多企业类似，武汉的许多硬科技企业，从创业伊始，就带有明显的名校基因和校友印记。

华中科技大学

华工科技的前身是华中科技大学校办企业，2000年上市时是华中地区第一家高校上市企业。董事长马新强1988年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光学系。光迅科技董事长黄宣泽、总经理胡强高均为华中科技大学校友——黄宣泽工学硕士，胡强高工学博士。光迅科技管理层中，有五位拥有华中科技大学学位。

长进光子的案例更典型。创始人李进延曾任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教授，2012年创办企业，今年5月在科创板上市，首日开盘涨约14倍。公司8名核心技术人员中，超过半数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李进延本人本科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华工科技从事光通信技术的罗传能同样出自武汉理工。

但武汉与硅谷最大的不同也在这里。武汉不是一所大学支撑一个产业园区，而是一群大学、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支撑起一座产业重镇。华工科技、光迅科技、华中数控、达梦数据、理工光科、科前生物、武汉敏声——这些光谷代表性企业，几乎都能在武汉高校的学科版图上找到根系。

具体来说，华中科技大学对应光电子、智能制造、工业母机、医工装备、集成电路；武汉大学对应测绘遥感、北斗导航、空天信息、信息安全和生命科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对应地球科学、资源能源、地质灾害防治、深空探测和地理信息；武汉理工大学对应材料、交通、光纤传感和新能源；华中农业大学对接生物育种、动物疫苗、生物制造和生命健康。

简单举几个例子：达梦数据源自华中科技大学冯裕才教授团队长期坚持的国产数据库研究；华中数控依托华科数控系统研究积累成长起来；理工光科背后是武汉理工大学光纤传感技术；禾元生物则体现了武汉大学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制造方面的转化能力。

可以说，“斯坦福—硅谷”是一所大学与一片山谷的相互成就；而武汉是则将一片大学森林与一座产业重镇，捏合成了一个创新共同体。

甘下“慢功夫”，走出“快车道”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尝试过复制硅谷的经验。但“斯坦福—硅谷”模式的成功，不仅是创新范式的成功，也有着时代机遇的馈赠。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敢自信的说，他们创造了第二个“硅谷”。

武汉深知其中的差异，也从一开始就在探索一条更符合武汉城市基因的创新路径。

这条差异化的路径，首先是押注的产业方向不同。

1976年，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赵梓森团队拉出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这是武汉光通信产业集群的原点。但要把一根光纤变成一个产业，中间要经历科研攻关、企业孵化、产业链培育、技术迭代，技术门槛高，回报周期漫长。跟硅谷的明星项目比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慢产业。

但武汉愿意为这些“慢产业”留出时间。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到生产线上反复验证，一代又一代工程师甘坐“冷板凳”，耐心打磨出一项项核心技术，最终构建起了国内最完整的“光通信”产业优势。

另外一个差异化的方向，则是“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这也是武汉当前正在强调的。

武汉作为大学之城，天然具有强烈的创新活力与创新动力。但真实的产业问题，产业痛点，如果不深入到企业的产线上，是难以被识别和提出的。只有企业成为出题人，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解题，科技成果才更容易进入生产线、供应链和市场。

今年6月18日，武汉长江新区科创港建设迎来关键节点。科创港核心项目——武汉大学科教融合创新园区与40多个项目集中签约，其中主要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等未来产业项目。可以说，这一创新园区一开始就是奔着企业主导、产教融合的目标去的。

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平文曾在武汉大学建校130周年大会上说，“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城市”。在长江新区科创港投资促进大会上，他明确提出，要在科创港打造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五链融合”的创新生态，推动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科创港只是一个缩影。稍早前，湖北印发《武汉市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武汉科技成果转化超过10000项，新增留汉来汉就业创业大学毕业生100万人，培育独角兽企业10家以上。

《方案》还聚焦在东湖高新区、武昌区、洪山区打造环大学创新发展带，支持企业牵头、联动高校和科研院所，打通“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全链条。目标很清晰，就是把过去长期积累的创新转化路径，变成一套更系统的城市创新机制。

武汉深知，资源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发展优势。创新资源只有经过组织，才会变成创新能力；创新成果要经过市场，才会变成创新产业；创新人才要进入企业、园区、场景，才会沉淀为城市竞争力。当一座城市能够让知识流向企业，让人才留在产业，让成果进入市场，科教优势才真正变成发展优势。

“光谷七星”的万亿信号真正照亮的，或许正是这条路。